一带一路”视域下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职业院校为例
摘 要：
“一带一路”建设视域下的中资企业“走出去”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职业院校培养国际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恰是解决企业窘境的助力，也是新时期职业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审视浙江省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现状，聚焦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提出要切实调研“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需求，精准对焦人才培养标准；加强课程标准的国际化能力建设，扩大资源储备；加强校企融合，打造资源共享的人才创新平台。
关键词：
职业院校; “一带一路”; 国际化; 跨境人才; 培养路径;
作者简介： 陶宇（1967—），女，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研究、人力资源发展研究;; 陆胜蓝（1983—），女，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领导与管理。;
职业院校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培养人才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尤其在2019年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以下简称“双高计划”）建设启动之后，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成为提升学校办学质量、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的必然选择。目前，浙江省高等职业院校共48所，有6所进入“双高计划”建设50强，共计15所院校进入项目专业建设计划，成为全国1 400多所职业院校中发展最为强劲的团体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特别是经济比较活跃的浙江企业势头更为强劲，培养能跨境交流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是今后职业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了解企业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需求，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有效的人才服务，职业院校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
一、“一带一路”视阈下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
（一）教育国际化服务全球贸易的应然趋势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的对外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总量下降。但是，2014年我国“一带一路”的投资为136.6亿美元，占当年OFDI的13%,2015年为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是全球投资流量增幅的2倍。2018年前4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国的投资流量为46.7亿美元，同比增长17.3%，占同期的13.1%。“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与市场结构上与中国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发展机遇。教育国际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人才培养需求而表现的应然趋势，教育服务贸易是教育国际化的内在驱动。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必然需要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职业素养的人才支持。
（二）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对人才需求迫切
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产业融合逐步加深，投资规模的扩大和中资企业海外项目技术含量的提升，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已经逐步突破了过去所说的懂外语、会翻译的局限，而是要对经济、文化、法律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并在专业技术领域有所建树的复合型人才。
一方面，目前中资企业现有的人才队伍质量无法满足企业海外项目经营、售后、维护等方面业务快速拓展的需要，特别是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缺乏，已经成为企业海外经营需要突破的重要瓶颈。据调查，中资企业的成长速度快，自身人才储备跟不上，导致有很多成长性非常好的大型民营企业走不出去，这在浙江企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政府更期待中国的企业在给当地企业注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能给本地百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仅仅使用中国的员工。所以，中资企业“走出去”主张本土化、国际化经营模式必然要培养与之相匹配的本土人才。
（三）“一带一路”倡议为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提供新机遇
作为以服务地方经济和企业为目标和宗旨的职业院校把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服务于中资企业“走出去”发展作为新时期的办学目标，这对于地处经济最活跃地区的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和兴盛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如何通过合作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内外联合办学，加速招聘优质职业院校毕业生进入海外生产一线，加大招收留学生人数，共同培养熟知海内外情况、具有跨境文化思维和“桥梁”功能的跨境人才；如何在复合型技术技能跨境人才培养中，实现教育标准和课程标准的研发与互认、技术平台共建等；如何更高效地设立企业境外教学点/培训点，尽快为中资企业进行人才储备，从而优化企业境外治理结构等解决方案的落地。职业院校加速和企业融合，为“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人才培养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
二、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差异大，人才需求难以预测
“一带一路”沿线是东连亚太地区，西连欧洲，南连非洲的一个区域，并没有准确的地理和空间范围。根据相关研究分为：东盟11国、南亚8国、中亚5国、西亚北非19国及中东欧19国等国家见表1，相关国家工业化阶段分类见表2。
近几年，中资企业的投资已经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质量，从追求广度转向追求深度发展。通过数据分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官方语言53种并且大多数语言为非通用语种；二是既有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也有极其落后的经济体，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种族差异性明显，宗教种类繁多；三是沿线国家之间工业化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由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和规模的不同，对技术技能人才供需水平、专业和总量情况参差不齐。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工业化过程的推进伴随着职业教育总体规模的变动，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之前，职业教育规模和人才培养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3]。特别是生产第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人才短缺情况特别严重，数量难以预测。
表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情况示意[2]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技术技能人才短缺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投资主体在境外44个国家建设初具规模的工业园区99家，累计投资307亿美元，入区企业4 364家，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25.8万个。《浙江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重点提及“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特别是“巩固发展泰中罗勇、越南龙江、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等国家级境外园区”。浙江省人民政府与泰王国罗勇府签署了《关于建立友好省府关系的协议书》，强调“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在人文教育领域的务实合作”。泰国罗勇工业园区最早是由浙江华立集团和泰国AMATA集团合作投资建立的面向中资企业的现代化工业园区，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包括工业区、保税区、物流仓储和商业生活区，主要吸引汽配、机械、家电等中国企业入园，是中国商务部首批认定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在泰国政府推出面向国外投资的优惠政策下，自2006年以来该园区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工业园区之一。目前，园区里入驻的企业近120家，99%都是中资企业，其中，浙江企业占1/3以上，而且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型企业为主。对泰国罗勇工业园区82家中资企业管理人员的实地调研显示，园区员工的基本情况如下(1)1:
1. 员工的组成
中籍员工占全部员工的15%～20%左右，员工的类型分工比较明显。中籍员工中的70%～80%都是技术员工，主要集中在设备维修、模具设计制造、机电一体化、计算机等专业领域（由于园区80%是加工类企业），其他则是在管理岗位。公司80%的中、高层都是中方人员担任，泰籍员工中80%都是一线操作工，少部分在人力资源、财务、商务部门等部门从事管理工作。
2. 员工的来源
中籍员工主要以国内总公司派遣为主，一般模式是总公司在国内发起校园招聘，新入职的员工在国内接受一段时间培训，考核合格后派遣至泰国公司服务。但由于各家企业都很难做到定期派遣合适的中籍员工，所以他们在泰服务按规定年限进行每年的轮换，总体流失比例很大；泰籍员工主要是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和报纸等媒体宣传招募，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泰籍老员工推荐。各家企业一般不会去泰国的职业院校招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泰籍员工目前大部分从事一线操作，学历要求不高，即使是班组长也只需高中即可；二是技术骨干岗位或是一些产业先进的企业（如富通的智能控制）急需泰籍员工补充，但泰国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技术能力无法达到要求。
表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情况[3]
3. 员工未来的需求
问卷调查园区82家企业，未来对一线高级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情况如图1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各企业对一线技术技能员工需求量比较大，尤其在机械类、机电一体化、信息系统管理等操作技能要求比较高的专业领域，具有资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尤其短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员工比例配置上必须努力向本土化培养发展。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数量短缺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我国职业教育和当地职业教育交流和合作是必然的结果。以东南亚地区为例，18个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除新加坡、文莱等外，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受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总体教育经费欠缺，特别是职业教育在整体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普遍不足，各国的职业教育发展面临共性的问题。
大部分东南亚国家职业教育是在完成8～9年义务教育以后的继续教育类型，而8～9年义务教育后学生大多选择高等教育，选择职业教育的群体人数并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这个“两难”局面使得职业技能人才短缺成为必然。
东南亚国家只有少数国家有相对完整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这样就导致缺少职业教育教师入行和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教育的质量不高[5]。职业教育的理念、实施方案、教学方法、教材使用、实训场地和设备更新都相对滞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又造成学生在企业实习、实践的机会不足，教师能力达不到相关企业的要求，职业教育的学生质量不能得到相应的保证。所以，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短缺，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浙江省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现状
以浙江省职业院校为例，利用浙江大学高教所编制的浙江省高校国际化办学的调查问卷，对省内48所职业院校的跨境人才培养能力进行了为期4年的自我跟踪式评价（2015—2018年），数据结果对全国的职业院校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6]。结果显示，浙江省职业院校在国际化合作办学形式、跨境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境外办学经验和相关调研不足
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二是有质量保障的合作办学，三是有政府奖学金，“一带一路”的利好政策是选择到职业院校留学的主要原因。然而，职业院校由于自身的研究能力局限，普遍缺乏对相关合作国家国情和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研究，合作的专业设置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合作的课程体系及教学质量保障机制还不能满足跨境企业对跨境人才的入职要求。以入选“双高计划”项目专业建设计划的15所院校为例，仅有6所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启动了跨境合作办学。浙江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是职业教育的第一梯队，而占比仅4成的数据表明境外办学的经验尚未积累，调研材料更显单薄。
图1 罗勇工业园区分专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需求量
2.“走出去”合作形式单一，相关保障条件不够
目前，职业院校“走出去”多采取和当地院校相互合作的模式，缺乏政府或企业的介入，合作双方缺乏资金的有效投入，可持续性不强。根据浙江每年的国际化数据跟踪结果，随访了国际处（或国际学院）的相关负责人，被访谈对象均表示（表3），当前职业院校缺少足够的具有相应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的师资团队和管理团队，也缺乏资金的有效投入与使用，且与政府、企业联系还不够紧密。这些现象直接导致职业院校无法成为“政校企”跨境合作的桥梁，合作办学“走出去”无法形成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3.与“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融合度不紧密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目的是为企业外向经营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在数据跟踪过程中，被访谈的几位与浙江职业院校有合作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校企双方都还未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技术工作者的强烈需求这一契机，职业院校需要培养人才，中资企业需要招募人才。如何实现合作共赢，学校与中资企业合作，利用企业行业标准和职业技术标准培养人才，满足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如何与当地的学校和企业合作，依托当地的区域经济和产业优势，促进双方国家行业和企业技术标准的对接和资格互认，都是职业技术技能人才跨境培养和流动的共同课题。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及路径
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培养跨境人才是中国职业教育的使命。但是鉴于企业面临的问题和职业院校自身的能力，要满足企业长期的、大量的人才需求，职业院校要走的道路还很长。近10年的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探索和实践经验为创新跨境人才培养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产业、人才与项目三者精准对焦
职业院校“走出去”要先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趋势、国家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区域的支柱产业以及新技术需求等，知己知彼才能减少发展阻力，达成“共赢”的局面，使中国职业院校成为他国发展不可缺少的助力[7]。
根据东盟统计（东盟秘书处）2018年10月发布的数据，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从2000—2016年GDP全球排名从第27名上升到第16名，目标到2030年全球GDP排名上升到前10，因为处在人口红利高峰期，未来15年将是发展的黄金时段。本文分析印度尼西亚今后5～10年的产业及人才需求，为有合作需求的职业院校提供参考。
印度尼西亚政府“制造印尼4.0”发展战略选出了5个行业，分别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汽车、电子、化学，预估收益GDP增长1%～2%；额外增加工作岗位超过1 000万，制造业对GDP的贡献超过25%。根据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和全球研究公司科尔尼（A.T.Kearney)9月份联合发布的报告“塑造东盟未来促进制造业和生产的准备合作”，归纳印尼五大行业部门的长期愿景以及当前采取的一些立即行动见表4，对标“制造印尼4.0”路线图和“印尼视野2045”，印尼急需的专业人员情况见表5。
了解以上信息可以做到精准对焦，印尼人才需求将紧紧围绕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尤其是支柱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的专业方向。因此，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合作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专业、设计培训项目，以自身优势专业群建设为基础，探索符合各方利益的国际化教育合作模式，系统输出中国教育服务全球贸易的理念，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
表3 2018年浙江省职业院校国际交流合作事务负责人访谈结果
（二）增强职业院校跨境人才培养能力
1. 构建跨境合作办学学历互认体系
目前，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有很大上升空间，但是，运行机制、质量监管、学历学分互认等管理体系机制和合作平台不完善，跨境合作办学外部质量保障问题不仅涉及教育的权益保护、学术价值和声誉，更涉及国家教育主权及声誉。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如以色列、新加坡、立陶宛等国家，技术教育规模和质量较高[8]，职业院校可通过借鉴其实践，通过学历和技能证书互认的方式培养国际化的技能型劳动力，同时结合其他沿线国家环境与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完善我国跨境教育国际规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的留学生回国就业和升学及技能人才自由流动的壁垒。
2. 扩大职业院校留学生招生人数
目前，中国有1 400多所职业院校，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2004—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从22.5%上升到46.9%。虽然，现在很多职业院校以多种形式开始招收留学生，但是，总体上学历留学生数量还很少，留学生政府奖学金中，职业教育学生比例也很少。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中国教育界非政府组织（NGO），近年来积极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每年组织具有国际化办学实力和国际美誉度的职业院校参加世界职业教育展会和世界职教院校联盟（WFCP）大会。凭借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的丰硕成果，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2017年成为副主席成员[9]。优化跨境交流渠道，提升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知名度，目的是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来华选择职业院校留学。职业教育的留学生中很大一批人会成为中资企业员工，或成为各级职业院校的教师，实现为企业“走进去”的人才储备。在留学生培养中，职业院校也锻炼了一批用多语种教学的教师，让更多的职业院校学生了解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国情，提高本土学生出国就业的积极性，助力中资企业在国外的长效发展。
表4 相关5个部门/行业的长期愿景及行动方案
3. 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化专业和课程标准
根据公示材料，进入“双高计划”建设名单的浙江职业院校中，基本都有10多年的中外合作办学经验。以中外合作项目为平台，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中外双方共同进行专业建设、学分互认、师生境外交流培训，开展国际职教会议、国际职业大赛、国际实训基地建设等，开设应用型双语和全外语课程，形成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课程、教材、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这是职业院校“走出去”办学的坚实基础。深入研究相关国家的特点，与当地的学校和企业一起合作，促进国家资格标准的互认和对接，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跨国培养和流动提供保障，成为“中国方案”传播的有效途径。
表5 对标长期愿景国家急需的专业人员[10]
（三）加强与同类型院校抱团发展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倍增长。考虑到不同的行业、企业规模、发展模式等因素，只靠职业院校单打独斗的培训内容与方案必然不能满足企业个性化要求。职业院校“抱团出海”是发展的必然。
1. 依托境外的工业园区建立校企合作平台
以泰国罗勇工业园区为例，该园区技术技能人才缺口巨大，浙江省职业院校聚集同类型相近专业的学校抱团，开放师资、设备教材等优质教育资源，建立了全新的合作平台。工业园区的龙头企业华立集团携浙江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高等职业院校分会（浙江参与的院校46家）与泰国东部职教集团（泰国9所职业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一带一路”浙江丝路学院（泰国罗勇），浙江职业院校利用各自办学特色“抱团出海”，优势互补，对接泰国罗勇工业园区内的中资企业，形成服务联盟。根据学校各自的特色优势与相关对口行业或企业对接，为特定行业或者企业提供实用、适用的培训服务，开展覆盖多专业、多门类、多技能的培训课程，形成有效的培训体系，最大限度满足企业的需求。
2. 联合有实力的中资企业在海外办学
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最重要的障碍就是设备购置、教师派遣、资金出国使用等方面问题，这将长期影响职业院校“走出去”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步伐。浙江职业院校联合有实力的中资企业共同推动海外办学形成了一些成功的模式。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肯尼亚教育部学校改造项目，携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福州船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和学校各司其职，企业主要负责相关院校的硬件建设、设备投资和教学人员的后勤保障，相关学校按专业特长帮助对应的肯尼亚学校建立基本的学校辅助运营管理服务工作体系，包括学校的管理制度、专业建设、招生/就业及校企合作模式等，逐渐形成可操作的长效机制。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中国—柬埔寨职教联盟，与中资企业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手成立全国首个在海外创设的丝路学院—柬埔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亚龙丝路学院，面向柬埔寨全国招收学制2.5年的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投资成为推进国际自由贸易和全球协同合作的重要力量。国际化发展是中国企业持续发展，做大、做强、做优的必然选择，职业院校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持续推进跨境人才培养，找出合适的、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路径将是今后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
